- 美术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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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安源: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与中国早期文化输出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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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2月，在蔡元培的帮助下，刘海粟衔教育部命赴欧，使命为“考察欧西艺术”。[1]而刘氏去欧之始，就遇到一个令他难以接受的现实：“近年来日本政府乘中国多故，乘机预拨巨款，力事宣扬日本现代艺术，俨然以东方唯一之最高地位者自居。致欧人一般，亦视中国为过去，对于现代，只知有日本，而不知有中国也。”[2]刘氏目击之下，颇为震动，遂“计划作较大规模之事业，既可表示中国艺术之伟大性，又可开国际酬酢之新纪录。……对于此事之计划，分为两步：第一步征集中国现代绘画作品在欧展览，第二步与欧洲各国订约交换展览。”[3]刘海粟非常清楚，在西方举办中国美术展，首先必须得到政府的支持，才可能具有影响力。而对他而言，说服政府赞助的唯一途径，还是得游说蔡元培出面疏通方有可能。
是年8月22日，徐志摩在致刘海粟的一封信中写道：“老蔡见过，对展览会事表示赞同，然于研究院花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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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人文精神的美育品格与化育之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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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立勇
儒家人文精神蕴含着深刻的美育品格，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化育之道；形成于“轴心时代”的命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奠定了这种文化精神品格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指归以之文化存在为本，以人对世界的情感体验和情感观照为中介，通过人与对象世界的各种关系的恰如其分的把握来化解各种矛盾，从而实现人与对象世界关系的和谐，解决人自身的安身立命的精神寄托，达到人的理想境界的追求。这种文化精神，在人与自然关系上，顺自然而以人为本；在人与社会关系上，循人伦而以和为本；在人与自我关系上，重体验而以乐为本。“循天道，尚人文”的人文倾向、“致中和，得其分”的中和境界以及“崇礼乐，赞化育”的美育工夫，这三者就构成了儒家人文精神由内而外、曲体而用、由境界而工夫的基本内涵和总体风貌，也成了中华传统精神文化共通的精神和最基本和最突出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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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人文精神的美育品格与化育之道（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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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立勇
二、儒家人文精神的美育品格
儒家人文精神作为在“轴心时代”形成，影响了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两千多年的一种主导性、共通性的文化精神，它的最显著特征是什么?或者说，它的根本指归和基本工夫是什么?用《周易》的元典说，就是“人文化成”，也就是“人心化育”；说得更具体些，那就是：通过艺术与道德的有机交融，以感受与体验为中介，实现对人生和人心的和谐化育，这就是儒家人文精神的美育品格。
海外一些著名的华裔学者对中华人文精神(主要指儒家)的具体理解不可能完全一致，但他们对中华人文精神的最基本特色的概括，却是大致接近的，那就是认为这种人文精神是内在的或内倾型的，它注重的是“向生命处用心”与“内在超越”。相比较而言，西方的文化精神是外向的，西方的人文主义也是外在的，由于超越经验的宗教及思辨的形而上学，都是以一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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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人文精神的美育品格与化育之道（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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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立勇
理学家追求的理想境界以及实现这种境界的工夫，都深刻地包含着这种审美化育精神。这就是“乐”的境界和“乐”的工夫。王阳明曾说：“洒落为吾心之体，敬畏为洒落之功。”(《王文成公全书》卷5《答舒国用》)“洒落为吾心之体”即“乐是心之本体”，洒落与敬畏的关系，是本体与工夫，也即境界与工夫的关系。说敬畏为洒落的工夫，这还只揭示了宋明理学修养工夫的一面，而这一面是在将敬畏与洒落对待而言时所强调的；宋明理学人生境界的修养工夫还有另一面，那就是“乐”的工夫，也即“洒落”的工夫，通过“洒落”工夫达到“洒落”的境界。因此，理学家们都非常强调在“如何为乐”上做功夫。如果说在境界论上理学家们念念不忘追寻“孑L颜之乐”，那么在工夫论上他们则反复咀嚼孔子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三段式理论，他们无不体会到，人仅知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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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育不等于艺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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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深入分析了美育误区及其可能带来的危害，提出美育既不是人人写诗、画画、唱歌，也不等于单纯的艺术教育，而是通过美的形象感染人、触动人、纯洁人，使受教育者能敏锐地判断美、丑，并把对美的追求变成理想，自觉鞭挞丑恶现象，促进社会最终形成疾恶扬善的良好风气的手段。
关键词：美育艺术教育
Title:AestheticEducationisnotEqualtoArtEducation
UnitofWriter:ArtsandCraftsDepartment,Bengbucollege
Add:No.801EastofShengliRd,Bengbu,AnhuiSummary:
Thisarticledeeplyanalyzesmisunderstandingfieldtoaesthetic
educ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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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和歌的美学特征（作者：邱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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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文学史著作中,“诗”、“歌”经常相提并论,但它们是两个概念。“诗”是指汉诗,即用汉语并按照中国诗歌的规范写作的诗;“歌”指和歌。和歌原本是日本最古老的民俗活动中的口头文学形式,它最早的形态是原始时期男女相悦相恋时所进行的“对歌”(日语中称之为“歌垣”)。这种民俗一直保持下来,平安时期的贵族男女在结婚之前也要进行和歌赠答;平安时期以后,这“对歌”发展为“和歌比赛”即“赛歌”(日语中称之为“歌会”),并由此发展为“和歌连句”(又叫做“连歌”)的诗体。中国诗歌传入日本后,日本文人主要以汉语写诗,稍后才有日语书写的诗歌出现,用日语写作的诗被称之为“和歌”。在古代的日本,这两种诗歌形式总是相互影响、彼此渗透,但汉诗对和歌的影响更大,更强烈。日本的汉诗作品总集《怀风藻》编成于公元751年(孝谦天皇时期的天平胜宝三年),20年后,才开始编纂最早的和歌作品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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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的论争（作者：潘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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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命美学叩击世纪之门”９０年代伊始，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之间由于美学取向的根本差异，在〖文艺研究〗、〖学术月刊〗、〖光明日报〗等著名报刊上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并且取代自５０年代始的美学界四大学派之间的论战而成为９０年代中国美学界最为重要、最为引人瞩目的论战之一。１９９８年岁末，〖光明日报〗专门邀请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刘纲纪先生与生命美学的代表人物潘知常分别撰文，并展开争鸣，更意味着这一争鸣的趋于高潮。对此，著名美学家阎国忠先生曾经专门撰写长篇论文，就实践美学与生命美学之间的论战加以述评，并断言：这场论战“虽然也涉及哲学基础方面问题，但主要是围绕美学自身问题展开的，是真正的美学论争，因此，这场论争同时将标志着中国（现代）美学学科的完全确立。”1这，对于在论战中的双方而言，都无疑是一个公允的评价。因此，尽管目前这场论战还远未结束，而且势必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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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理性批判——论20世纪西方形式美学的内在逻辑（作者：张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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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艺术形式问题是20世纪美学和艺术哲学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勾勒了这一时期关于形式的美学的内在逻辑构架，揭示了艺术形式命题的本质在于，企图建立一种用于艺术的形式理性，以抗衡两千年来特别是黑格尔以来形而上学形式观的重负。
20世纪纷繁复杂的艺术形式思想，从横向上来观照，不同的美学流派分别从形式作为客体范畴、形式作为主体范畴、形式作为非主非客范畴以及形式作为亦主亦客范畴建立了自己的体系或系统。纵向上来看，则艺术形式范畴，包含下列三个层次：其一是操作层面的艺术形式作为构成方式的层次，其二是美学层面的艺术形式作为虚拟寓言的层次，其三是哲学本体论层面的艺术形式作为共相存在的层次。
人们是以怎样的理论姿态跨入并置身于20世纪的？当我们在世纪末回眸过去，回顾美学和文艺学的发展历程时，一个最突出的感受也许是，这是一个最难以一言以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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